刘潇雨 | 引介“世界苦”——翻译与早期创造社的情感想象

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原编者按

“异军突起”的创造社是文学革命一笔特殊的遗产，日本大正文学与以日本为中介的各国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种特殊性。刘潇雨博士聚焦于作为“大正词语”的“世界苦”一词，不仅清晰地描绘出其源于欧洲、经由日本移植进中国的历程，还通过考察这一词语在日本由政治领域向文学研究领域渗透的过程，勾勒出明治与大正两代留日知识者之间的代际差异。分析“世界苦”这一异国词汇在新文学创作中的运用，为我们展现了早期创造社的世界主义视野。本文初刊《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感谢刘潇雨博士授权发表。

引介“世界苦”——翻译与

早期创造社的情感想象

刘潇雨

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Toska”、“Weltschmerz”等外来词语经由日文的翻译传入中文语境，写为“世界苦”。本间久雄、宫岛新三郎等人介绍西方文艺思潮的著作显示了中日“同文”背景下，“世界苦”一词跨越欧亚语际的流转，最终进入中国的历程。借助流行于大正时期的作为日语借词的“世界苦”，创造社及其周边作者通过翻译转化现代舶来知识，以共情机制的建立联结跨文化的情感想象方式，在新文学中塑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认知体验。从历时性的脉络来看，“世界苦”一词在中文语境的现身与淡去，折射着现代中国情感话语的历史变迁。

郁达夫的小说《青烟》（1923）中，当身怀忧郁症的主人公沉湎于丰富的眼泪与多情的悲酸，称“我也不知道这忧郁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时，了解他性格的朋友跳出来说：“你们所感得的是Toska，是现在中国人人都感得的。”[1]

1919年夏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时的郁达夫

何谓“Toska”？这个出自俄语“тоска”的词，意蕴精微至难以翻译，在为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作译释时，纳博科夫曾试图如此解释——

在英语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能传导出“тоска”一词全部的细微含义。就其最深刻的病态意义而言，它就是这样一种情感，一种没有什么特别起因的很大的精神痛苦。就较浅的病态意义而言，这是一种不清晰的心灵痛楚，没有愿望对象的激情愿望，病态的苦闷，朦胧的不安，智性的痛苦，强烈的渴求。在个别场合下，也可能是某人或某种特定东西的愿望，是眷念，是爱的苦闷。在低级层面上，忧伤会转化为冷漠，转化为无聊。[2]

该词在被翻译为英文“Toska”后，在严谨的语言学家那里，其意蕴被大大压缩，大抵相当于“忧郁-连同-渴望” [3]。有研究者在考察了郁达夫小说《沉沦》中的大量异国词语后指出，五四新文学中被广泛使用的西方原文语汇或者音译词汇，象征现代性的文化权力，承担着一定意义上的叙事功能，来自异国（尤其是西方）的文学、文化书籍、语言莫不作为符号象征着主人公不言自明的文化“身份”[4]。《青烟》中出现的“Toska”显然正延续了郁达夫这一将文本中的情绪“陌生化”的文化自觉。

作为一个意蕴丰富含混的外来词，“Toska”在20世纪20年代以日语为中介进入中文语境，被翻译为“世界苦”。同样被翻译为“世界苦”的还有德语词“Weltschmerz”[5]。有意味的是，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于1921年10月初出版时，刊登于《申报》的广告“创造社丛书第三种 《沉沦》”就宣扬：“凡现代怀着世界苦的青年们，都不得不拍案共鸣，为《沉沦》的主人公痛哭。”[6]本文通过考察发现，“世界苦”的翻译和传播与有着留日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关联甚切，由此入手，讨论早期创造社如何感受“世界苦”、如何表达“世界苦”，以跨语际翻译转化现代舶来知识，以共情机制的建立联结跨文化的情感想象方式，在新文学语境中塑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认知体验。

一 翻译“世界苦”：跨文化语汇的流动

1922年，张闻天在一篇介绍王尔德的长文（与汪馥泉合作完成）中，提及唯美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语境，19世纪“在法兰西发生所谓‘世纪末’（Fin de siecle），在俄罗斯发生所谓‘世界苦’（Toska）”[7]。这是目前所见较早将“Toska”与“世界苦”互释的中文文章。彼时张闻天已从日本留学归国，个人的研究志趣从哲学趋向文学，从事一些翻译和创作[8]。从纳博科夫的阐释可见，“тоска”属于具有典型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格尔茨所谓“情感词汇”[9]，一些语言学的研究也佐证了，该词蕴藉着俄国文化意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非仅为文学家的敏感所渲染[10]。那么，跨越欧亚语际的流转，“Toska”如何以及为何被表述为“世界苦”？这是本文更为关心的问题。

目前所见较早将“Toska”与“世界苦”互释的文章《王尔德介绍（三）》，刊于《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6日

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此文的合作者汪馥泉在两年后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本间久雄所著《新文学概论》，连载于《民国日报·觉悟》，其中即有对“世界苦”的介绍，将“俄国近代文学中的‘托斯加’（即‘世界苦’）”与“恶魔主义（diabolism）”“唯美主义（Aestheticism）”合观为“一种颓废的倾向”，以讨论“时代”背景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11]。

本间原著由日本新潮社出版于大正6年（1917），有研究者称：“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及《文学概论》，是1925年至1935年十年间在中国流行的唯一的外国学者的文学概论类著作。”[12]鲁迅在1927年的一次演讲中，为想要研究文学的青年学生开出书目，就包括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13]。该书另有章锡琛的两个中译本：1920年以“瑟庐”为名在《新中国》杂志连载的文言版译作“近代俄罗斯文学所谓‘脱斯卡’即世界苦（World-Sorrow）”[14]，1925年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商务版译作“近代俄国文学所谓‘脱司卡’即‘世界苦’（World-Sorrow）”[15]。可见，“托斯加”“脱斯卡”“脱司卡”，均为Toska音译的不同写法，但将之命名为“世界苦”，却并非汪馥泉与章锡琛二人殊途同归的“发明”，而是沿用本间久雄原作中的日文写法：“现代俄国文学的‘toska’即‘世界苦’（World-sorrow）”[16]

本间久雄对作为文学概念的“世界苦”保持着持续的重视，其于1925年出版的《近代艺术论序说》即收录有以“现代文学中表现的世界苦”为题的篇章[17]，虽未有中文译本，但并不影响有着日文功底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阅读与接受，譬如鲁迅就曾购得此书[18]。而在1927年，本间的另一著作《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由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发行，夏衍很快译出了该书。对照原著与夏衍的翻译，第十讲“世纪末的文学思潮”中介绍的“世界苦”同样来自日文的迻译：

トスカ（toska）といふのはロシヤ語で、ドイツ語ではweltschmerz 英語では world-sorrow（「世界苦」）といふ言葉にあたるといふことである。[19]

俄国语的“托斯加”（Toska）就是德国语的Weltschmerz，或英国语的World-sorrow，直译起来，就是“世界苦”的意思。[20]

本间久雄（1886-1981）

为阐明在不同语言之间翻译的不可通约性，本间久雄引用了英国人提龙(Dillon)的解释：“原名的托斯加，就是完全没有‘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的健全思想的意思。在英文没有适当的译语，所以只好用Heart-Ache或World-sorrow等语来替代。”[21]并举例高尔基的小说《世界苦》（引者注：俄文题名原为“тоска”[22]），“德国译为Weltschmerz，英国译为Heart-Ache，日本二叶亭四迷译为《忧郁之虫》（Fusagi no mushi），是一篇比较的长篇的作品。从这一篇作品，最容易看得出19世纪末叶的俄国的颓废和厌世的倾向”[23]。如果说“Weltschmerz”已经在词源构成层面指示了“世界苦”之义[24]，然则“Tocka（Toska）”尽管蕴含颓废幻灭之音，同为世纪末文学创作思潮的主题之一，但其本身的内涵对于习外语者而言仍未敞开，是在翻译的“转达”过程中，通过英语“World-sorrow”作为中介，本间久雄弥合了语际的文化差异。不同语言交汇于“世界苦”，似照见巴别塔的隐喻，乔治·斯坦纳分析语际翻译时的洞见一语破的：“译者让源头语言渗入并调整自己的语言，从而使它更加丰富。然而还不止于此：他还要扩展自己的本土语言，使它触及隐蔽着的绝对意义。”[25]

本间久雄关于“世界苦”的论述，不仅仅是语言翻译的结果，而且也展示了“世界苦”一词源自欧洲、经由日本的移植最终进入中国的历程。另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不惟二叶亭四迷，自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一度掀起了俄罗斯文学的翻译高潮”，缘其知识分子于明治维新的东西方文明冲击中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与俄国曾在现代化转型过程面临的问题若合符节[26]。辛亥革命前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便是由中国留日知识分子通过对日文的转译而来。

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近代西学东渐的热潮中，日本所起的中介作用不容忽视。20世纪上半叶，通过日本这一知识口岸，作为舶来品的介绍西方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的日文著作被大量译为中文。实藤惠秀称这是因为“日本书籍使用大量汉字，中日‘同文’的要素甚多，故此中国人翻译日文较为容易”[27]。在文艺理论书方面，“翻译厨川白村、本间久雄、宫岛新三郎的著作最多”[28]。作为一个跨文化词语，“世界苦”经日本进入中文的路径也并非仅仰赖本间一人。1923年7月宫岛新三郎所编《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由东京的春秋社出版发行， 1924年1月，张梦麟以“忆秋生”为名将此书译出，连载于《小说世界》杂志[29]，并于同年12月汇印成书，收入商务印书馆的“小说世界丛刊”出版。宫岛该书后来又有高明的译本。对照原著以及两版中文翻译，同样可见“世界苦”的命名来自日文：

トスカとはロシア語で、世界苦といふほどの意である。ドイツ語ではWeltschmerz、英語ではWorld-sowoa（引者注：疑为排印错误）。[30]（宫岛原书）

“托思加”原系俄罗斯语，意义大概与“世界苦”相同。世界苦在德国语为Weltschmerz，英语为world-sorrow。[31]（张梦麟译本） 

“托斯卡”是一句俄国话，意思便是世界苦。它便和德语的Weltschmlry（引者注：疑为排印错误）,英语的world-sorrow相当。[32]（高明译本） 

高明译《欧洲最近文艺思潮》书影，上海现代书局，1931

诚如萨义德所注意到的各种观念和理论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的旅行，“文化和智识生活通常就是由观念的这种流通（circulation）所滋养，往往也是由此得到维系的”[33]。作为一种过渡，“世界苦”所蕴含的跨国境流动的意义显示，其从“源点”欧洲到中介地日本再到中国的漫长周游，也经历着类似的“思想及语言旅行”的过程。如果说在跨语言、跨文化研究中，重要的是考察“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34]，那么中日“同文”的“世界苦”如何在日本语境中成为文学概念的阐释词，这其间的历史因由值得溯源寻流。

二 作为“大正词语”的“世界苦” 

目前所见，虽然明治末年曾有姉崎嘲风（即宗教学者姊崎正治）以《世界苦痛与莱瑙》为题的文章[35]，但此时日本仍未出现作为特定词汇的“世界苦”。至大正2年（1913），茅原华山的文集《新动中静观》收录以“世界苦”命名的一辑，其中同题文章不仅仅是文明论，而且是一篇政治观察，鼓吹在战争一触即发的“世界苦”危机下日本当行韬晦之计，“暗中飞跃”[36]。作为多家报社的评论记者和《第三帝国》杂志主笔，茅原颇有舆论影响力，其“具有时代潮流的感觉和流丽的文章获得了当时‘中等知识阶层青年’的广泛支持”[37]。因而，可以想见“一战”爆发后“世界苦”一词藉此传播开来的态势。本间久雄、宫岛新三郎等人的著作已经展示其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渗透。不宁唯是，在日本的性学研究中，“世界苦”时时出现（1919年，岛村民藏《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两性问题研究》第五章以“关于性的世界苦”命名；1920年，羽太锐治《性与现代思潮》第十章以“关于性的‘世界苦’”为题；1921年，岛村民藏《两性问题大观》论及“禁欲主义与性的世界苦”）[38]；宗教学界，贺川丰彦《对待苦难的态度：以苦难者约伯为中心》（1924年）分述“人间苦的问题”与“世界苦的问题”[39]；在法学界，恒藤恭的《国际法和国际问题》（1922年）专论一节“世界苦的重量”[40]。可见进入大正年间以来，“世界苦”已经成为一个专门词，频频现于日本知识界的话语场。 

晚清以降的中国，“东往东来”令现代汉语受容大量日语借词，新的现代话语体系由此构筑[41]。譬如“世界”一词，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发现，即为从日语回归汉语并取代了“天下”、“万国”等汉语古词的借词[42]。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考察跨文化语汇的流动、升沉有若返景入深林。与此相对应的，位于汉字文化圈内，“和制汉语”体现了近代日本人对于汉字的认知，诚如子安宣邦所强调的：“日语表记语言的成立还意味着汉字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他者使日语及其文化走向确立。汉字并非附随日语、为书写而存在的单纯的技术前提，而是失去它，日语便无法在现实中存立的不可回避的前提条件。”[43]汉字之于日语的“历史性的内在之物”[44]，此之谓也。 

尽管汉传佛教典籍中出现过“世界苦”的表达，如《大藏经》曰“一切世界苦恩爱会别离”[45]，然究其语义，与大正时代日本知识界流行的“世界苦”一词无涉。子安宣邦将日语中此类汉语词视为一种重新的构造：“由汉字构成的新词是近代日本在对接西洋文明、学术的过程中，伴随由假名表记的外来语的激增而不断被创造的新词”，[46]并根据森冈健二提出的“再生转用”[47]定义，指出明治以来日本“诸种概念的翻译大多是通过新汉语的创制或古语再生转用形成的，此时的翻译实际是一种新语的创造，是针对新鲜事物的观点与见解” [48]。若将茅原华山提出的“世界苦”视作日本在面对新的世界局势时表露出政治野心的“新语的创造”，其影响扩散、辐射于日本学术语境，那么从茅原所阐释的“世界苦”，到本间久雄、宫岛新三郎等人在文学理论中译出“世界苦”概念，此间意义的转渡则亦可称得上另一重“新语的创造”了。 

讨论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时，伊藤虎丸特别指出，他们所受大正时期“文化主义”的影响，从“实学”转向“文学”[49]，并借用内田义彦关于“明治青年（政治青年）”和“大正青年（文学青年）”的类型区分，对应比较鲁迅与创造社这两代留日作家的差别[50]——有意思的是，流行于大正时代的“世界苦”一词，在明治时期留学日本的鲁迅的著译中从未出现过。1924年，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连载于《晨报副镌》，其中“创作论”论及“强制压抑之力”：“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便是人间苦，是社会苦，是劳动苦。德国的厌世诗人来瑙曾经将这称为世界苦恼（Weltschmerz）。”[51]诚然，这是因为日文原著相应处即为同文的“世界苦恼”[52]，“鉴赏论”中涉及相关语句，鲁迅亦从善如流直译：“梦的潜在内容，不是上文也曾说过即是人生的苦闷，即是世界苦恼么？”[53]在1927年的杂文《怎么写（夜记之一）》中引述《野草》“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后，鲁迅接着感慨：“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54] 

鲁迅对“世界苦恼”的使用应该基于翻译厨川之遗作的经验，足见译与作之间的联动影响。虽然通常也被日本学界目为大正文化语境中的文艺评论家[55]，但厨川白村早于大正时代出版的首部著作《近代文学十讲》（1912年3月）中已出现“世界苦恼”一词[56]。对照着来看的话，鲁迅对“世界苦”的“无感”，或许正与大正时期译介“世界苦”的留日知识者形成了一点微妙的代际之异：张闻天1920年7月与沈泽民一起赴日本留学（1921年1月返回上海），在日期间与田汉往来密切，1921年8月，张闻天经左舜生介绍到中华书局，和田汉、沈泽民同任“新文化丛书”编辑[57]；汪馥泉于1919年至1921年间负笈东洋，入早稻田大学[58]；张梦麟1918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1921年回国后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编辑[59]；夏衍的留日生涯则从1920年秋至1927年5月[60]。他们留学的时间稍晚于多在大正初期赴日的创造社成员（郁达夫1913年、郭沫若1914年、田汉1916年），也曾在创造社刊物或者周边刊物上发表文章。至于大正时期日本知识界不同领域的岛村民藏、羽太锐治、贺川丰彦等人，或曾以其名见诸创造社同人的书信往来、文章引述[61]，或曾与留日知识者有过实际的接触[62]。伊藤虎丸的判断在此似可进一步延伸：包括而不限于创造社，共同浸润的大正气氛塑造了这一代留日文化圈的知识结构与语言经验。 

沈泽民（1900-1933）、汪馥泉（1900-1959）、田汉（1898-1968） 

如果说“伴随着传统经验模式的转型，需要新的表达形式来阐发剧变，以确切地呈现经验变化。对经验阐释来说，语言表述无疑具有根本意义”[63]，那么作为一则微观个案的日语借词“世界苦”——化用内田义彦式的命名，我们或可将之视作一个“大正词语”——正烛照了我们何以能够穿透并把握词语所表达的相关经验和思想，“通过词汇变化的棱镜来阐述历史的变化”[64]。 

三 感受“世界苦”：

早期创造社的情感想象 

具体到“世界苦”一词在新文学创作中的运用，早在1919年9月，留日期间的田汉写出散文体诗歌《梅雨》刊于《少年中国》，就用了“世界苦”的表达来强调一种全新的、异质性的情感想象，几个月之后在写给黄日葵的长信中，田汉又引述了《梅雨》的段落： 

我虽不懂什么世事，也害过许多世纪病，

受过许多世界苦，——

在这“古神已死，新神未生的黄昏”中

孜孜的要求那片新罗曼谛的乐土！[65]

 “古神”与“新神”的对照，典出俄国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名言，田汉称升曙梦曾引之以“说明俄国革命前的现代作家之心理谓：俄国现代文学的支配观念，是厌世主义”[66]。事实上，本间久雄也有过类似说法，将俄国“托斯加（Toska）”思想即“世界苦”视作“世纪末的极端厌世思潮的例证”[67]。韩国学者尹相仁考察近代日本文学与“世纪末”的关系时指出，“欧洲世纪末出现的类型与流派的界线，在日本或者消失了，或者显得极其淡薄。”[68]因而，可以想见如郑伯奇所描述的，以日本作为中介之地，“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从开始就接触到‘世纪末’的种种流派”[69]。郁达夫所言在法国开出的“高蹈派与恶魔派的花”，在英国结出的“唯美派的果”，并及象征主义派的运动等[70]，与“世界苦”一道成为创造社留日经验所汲取的文学资源。普实克就称郁达夫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最鲜明地呈现了中国新文学的主观倾向，同时也最接近以《少年维特之烦恼》或缪塞（Alfred de Musset）《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为类型的主观化的浪漫主义散文”[71]。缪塞所孜孜刻画的“世纪病”患者的怀疑、颓废、厌世，正与“世界苦”的精神内质互通，是为渲染“世纪末”情绪的不同的文学表现[72]。 

从参照性的比较中来看，田汉《梅雨》诗中并举的“世纪病”与“世界苦”，或许显示了在时间与空间的不同维度上，早期创造社如何联结跨语际、跨文化的情感想象方式。病与苦，皆直及人的身体、心灵、情绪、感受，通向的是更为内在的个人主义关切，又尽可能将个体性的经验触角向外拓展，抵达情感上的共振与认同。前者，关于新文学如何摄取鲁迅所言“‘世纪末’的果汁”[73]，学界已多有讨论，而后者则少人关注。尽管创造社的初期同人曾不吝于传递“世界苦”：成仿吾翻译莱瑙的诗歌《秋的哀词》（Herbstklage）并称其为“世界苦Weltschmerz的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个”[74]。郭沫若将饱尝过“世界苦”衍为创造出“感染了社会思想”、“含着革命的精神”的文艺之前提条件[75]。田汉为自己于20年代创作的剧目作一总结时，称“有替我自己喊叫的地方”，“深的自己喊叫，就达到‘世界苦’的源头”[76]。 

创造社同人，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在前文所引的《青烟》中，郁达夫称“Toska”是“现在中国人人感得的”，通览郁达夫笔下的小说人物，不免多少都带上点“都市的怀乡病（Nostalgia）”[77]或忧郁症等现代疾病，营造出郁氏小说在五四文学中独特的感伤美学与颓废美学。李欧梵认为郁达夫将“引来的浪漫主义”引用（quoting）在自己的文学创作时，产生了一种艺术上的“化学作用”[78]。扩及创造社其他同人的创作，不论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对“废墟中漂泊着的一个颓魂”[79]的描摹，成仿吾小说《灰色的鸟》中丁伯兰“总是这般被一种浓厚的沉哀围绕着”[80]，还是田汉剧作《咖啡店之一夜》中林泽奇反复剖白的“在那忧愁的深渊哀啼婉转”[81]，皆笼罩于一种“引来的”情感结构之中。茅盾对于《咖啡店之一夜》的批评，言其“与其说是国内一般青年的悲哀的心境，不如说是书本子上法国颓废派青年悲哀的心境”[82]，正好反证着道出了此种情感想象的舶来。 

有学者以“情绪”作为创造社诗学宇宙的关键词[83]，诚把握住了创造社所贡献于新文学的新内容与特殊气质，那么，如何将表现异国文化的情感词汇移植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创作与接受语境？就“世界苦”而言，一方面在空间上尽可能寻求广阔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又是极为微妙的自我呈现。从内容及情节构造来看，《青烟》正似《沉沦》的“回乡偶书”版：留学归国的“我”在谋事上郁郁不得志，以至“觉得自家又回到了青年忧郁病时代去的样子”，与友人讨论时用以自相参照的文学偶像有“Shakespeare（莎士比亚）”和“Sienkiewicz（显克微支）”等[84]，可见基于个人文学阅读的情感结构和世界主义想象。而酷爱阅读西方文学的《沉沦》主人公感喟自己在异乡东京没有情人、弟兄知己的孤寂——恋情、亲情、友情三重维度的关系缺失，夹杂着现代性乡愁和都市忧郁病，令他呼喊出的感伤“sentimental，too sentimental！”[85]，内中便包含了“Toska”的复杂感觉。 

通过重复式书写营造的主人公的沉郁性情以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脆弱关系，郁达夫不仅呈现出普遍的个人经验，而且展示了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情感的流通模式，以此塑造一代文学青年对自己的身份想象。某种意义上来说，郁达夫通过“Toska”所激活、所关联的跨语际情感表达，正具象地呈现了歌德在讨论“世界文学”时所描绘的“镜显”（Spiegelung）过程，即通过外国文学的滋养来更新本国文学自身的活力[86]。勾连起俄国的“零余者”形象[87]，缪塞式的“世纪病”情绪，以及佐藤春夫式的日本私小说对于忧郁气氛的描摹，“世界苦”不仅仅是一种被绍介的异质性情感，更重要的是，藉由这种他者文化的知识生产，促成对内在自我的反身回顾与创造性转化——因而作为“世界苦”的“Toska”或者“Weltschmerz”成为了一种可被习得的、可被分享的具体感受。相较于《新青年》同人、新潮社乃至文学研究会成员在“联合改造”思潮影响下以文学思考、关注外部的社会公共问题，与其说郁达夫并不那么注重以“思想”来讨论“问题”，毋宁说他更关心文学在“情感”交流中的实际“效果”——即以书写内在的“自我”，来感染他的读者。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青年将郁达夫、将创造社引为同道，引发的“同志”式情感震荡，几近“情感狂热”，正是因为与这样一种被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阅读心理”有关。郭沫若在《女神·序诗》中就呼唤“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88]。说远一点，创造社之转向革命，或许与由此获得的一种情感政治上的普遍体认有相当内在的关系。 

五四时期，唯情论主张的情感启蒙是与理性启蒙辩证共存的另一重要路径[89]，创造社的青年“友军”中就有朱谦之、袁家骅等从此种学术取向予以同声相应[90]。以情感把握住文学内在的精神共鸣，创造社凭此找到的与知识青年的情感凝聚力，构成颇有力量的“共情”[91]。有别于文学研究会有意识地建设“‘世界文学’系列工程”，通过出版世界文学丛书、发行“世界文学”特刊专号、编撰世界文学史等多种方式对不分国别、流派的作家及文学创作进行系统性译介的知识建构[92]，早期创造社对“世界苦”的表达，则是以共情机制的建立彰显着另一种世界主义视野。 

结语 淡去的“世界苦” 

从历时性的脉络来看，“世界苦”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情感表达演进历程中并非一个显词。相较于“世纪病”在中文语境中的长久存在，“世界苦”短暂地现身于20世纪20年代，但很快隐匿在历史的暗处，除了文学理论的译介，少见提及。量其主因，语言的流动背后是价值的升沉。诚如董炳月所提醒的：“某个新词获得‘语言合法性’，仅仅被制造出来是不够的，还需要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实体作为依托。”[93]而未能“存活”下来的语词，则是因为变化着的社会文化语境未能予以使其获得稳定意义的支撑条件。随着地理空间的转移，归国后的创造社成员渐渐溢出了大正文化圈，此种场域转换是导致创造社“转向”的原因之一[94]，作为一个“大正词语”，“世界苦”的淡去正与之有着内在的同构性。不过这个语词背后所关联的情感模式和世界想象，或许也潜在地延续到他们后来的思考与创作中，创造社后期转向无产阶级文学，可能与此有着更为微妙的关系。作为新文学的情感经验模式的“世界苦”，并没有消逝，而是改换面目，成为了写作主体从历史缝隙所发出的更为隐微的“执拗的低音”。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阅读史视野下左翼文学的发生研究”（GD21YZW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完整）

[1][84]郁达夫：《青烟》，《郁达夫全集·第一卷 小说（上）》，第267页，第267-26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转引自刘文飞《阅读普希金》，第1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3]G.E.R.劳埃德：《认知诸形式：反思人类精神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池志培译，第5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参见郑坚：《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第71-78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5]除了“世界苦”之外，是时也存在其他译法，在1923年的一篇文章中，郁达夫将“Weltschmerz”译作“世间苦”，见郁达夫《艺术与国家》，《郁达夫全集·第十卷 文论（上）》，第60页；鲁迅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时则将“Weltschmerz”译作“世界苦恼”。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文语境中，将“Toska”和“Weltschmerz”译作“世界苦”是更为流行的语用现象，且其背后以大正时期日文为中介的跨语际问题是本文重点关注“世界苦”的要旨所在。

[6]“创造社丛书第三种 《沉沦》”，见《申报》1921年11月21日第二张。

[7]闻天 馥泉：《王尔德介绍（三）》，《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6日。张闻天与汪馥泉将王尔德的《狱中记》译出，并合写了这篇作者介绍连载于《民国日报·觉悟》。全文共12段，第一段至第十段为张闻天所作，第十一、十二段为汪馥泉所作。

[8][5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 上 1900-1941 修订本》，第17-2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9]格尔茨称“情感词汇”研究“旨在查明表达感情、态度和性格的因文化而异的语词的含义”，并注意到文化学语言学家安娜·维尔兹彼卡的情感词汇研究就涵括了“Toska”，参见克利福德·格尔茨《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甘会斌译，第1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0]杨明天：《Tocka与“忧愁”：语义与表征》，《俄罗斯语言文化研究论文集（第二辑）》，第64-76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赵春晶：《从话语视角透视俄罗斯民族性格》，第2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1]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十二）》，汪馥泉译，《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6月12日。1925年，汪馥泉此译本192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

[12]王向远：《日本文学汉译史》，第6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鲁迅：《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鲁迅全集》第3卷，第4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瑟庐：《新文学概论（续）》，《新中国》1920年第2卷第8期。

[15]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第二版），章锡琛译，第6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16]本間久雄：『新文學概論』，第123頁，新潮社大正六年（1917）版。

[17]本間久雄：『近代藝術論序説』，第133-158頁，文省社大正十四年（1925）版。

[18]鲁迅于1927年11月购得此书，次月还购买了本间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见星野幸代：《鲁迅〈《比亚兹莱画选》小引〉的写成——以西蒙斯和杰克逊的影响为中心》，李金然译，《上海鲁迅研究》2010年第2期。

[19]本間久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概論』，第388頁，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昭和二年（1927）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此书为徐祖正所赠。

[20][21][23][67]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夏衍译，见《夏衍全集 译著（上）》，第571页，第571页，第572页，第57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2]戈宝权称“Tocka”（忧郁）一词“并非专有名词，不能音译”，并推测一些英译（并及由此而来的中文音译）之译为“Toska”，“可能是英译者联想到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1900年写的一个题名为《托斯卡》的歌剧，托斯卡是剧中的主角女歌手的名字，因此就译成人名了。”见戈宝权《高尔基作品的早期中译及其他》，《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第281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24]小说《新罕布什尔旅馆》中，约翰·欧文藉人物弗兰克之口来描述莉莉的“Weltschmerz”：“如同字面的意义，‘Welt’就是世界，‘Schmerz’则是痛苦，真正痛彻心扉的伤痛。莉莉是个‘痛世’的例子。”见约翰·欧文《新罕布什尔旅馆》，徐寯译，第295页，南海出版公司2019年版。

[25]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语言及翻译面面观》，孟醒译，第7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26]王胜群：《“俄国想象”与近代中日对俄罗斯文学的引介》，《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7]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第28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28]《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严绍璗 中西进主编，第3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9]因《小说世界》是文艺周刊，译文每周一登，时间从1924年1月25日（第5卷第4期）始，至1924年7月25日（第7卷第4期）终。

[30]『歐洲最近文藝思潮』，宮島新三郎編，第69頁，春秋社大正十二年（1923）版。

[31]忆秋生：《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第98页，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32]宫岛新三郎：《欧洲最近文艺思潮》，高明译，第106页，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版。

[33]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第40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34]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第3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35]姉崎嘲風：「世界苦痛とレーナウ」，『江湖文學』，1896年11月。

[36]茅原華山：「世界苦」，『新動中靜觀』，第310頁，東亞堂書房大正二年（1913）版。

[37]石川祯浩：《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3期。

[38]島村民藏：『近代文學に現れたる兩性問題の研究』，第267-324頁，天佑社大正八年（1919）版；羽太銳治：『性欲と近代思潮』，第160-166頁，實業之日本社大正九年（1920）版；島村民藏：『兩性問題大觀』，第88-119頁，國文堂書店大正十年（1921）版。

[39]賀川豐彥：『苦難に対する態度:苦難の人ヨブを中心として』，第88-95頁，警醒社書店大正十三年（1924）版。

[40]恒藤恭：『國際法及び國際問題』，第102-103頁，弘文堂書房大正十一年（1922）版。

[41]关于中日之间语词环流的情况，可参阅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陈力卫《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等研究著作。

[42]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第177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一词原为佛教用语，据马西尼考察，其从日语回归汉语后，词义亦有所变化，详见《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附录2：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第240页。

[43][46][47][48]子安宣邦：《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顾春译，第13页，第4页，第87页，第94-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年版。

[44][93]董炳月：《“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第330页，第16页，昆仑出版社2012年版。

[45]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第三》，高楠顺次郎等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 史传部二（二0四二）》，第109页，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十三年（1924）至昭和九年（1934）。

[49][50]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徐江，李冬木译，第200页，第200-2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1][53]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晨报副镌》1924年第235号，第253号。

[52]厨川白村：『苦悶の象徵』，第20頁，改造社大正十三年（1924）版。

[54]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期合刊，1927年10月10日。

[55]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李民等译，第182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56]厨川白村：『近代文學十講』，第76頁，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明治四十五年（1912）版。

[58]汪洋：《汪馥泉综论》，硕士学位论文，第6-7页，吉林大学文学院，2013年。[59]唐承德：《张梦麟》，见《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第174页，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1997年版。

[60]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4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61]田汉在与郭沫若的通信中引岛村民藏为据论述婚姻剧及两性问题，见田汉《数千里路云和月》，《田汉散文集》，第6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郭沫若曾在文章中提及贺川丰彦，见郭沫若《暗无天日的世界》，《创造周报》第7号，1923年6月23日；夏衍所译菊池宽的《戏剧研究》引羽太锐治之言以论述戏剧中的命运突变，见《夏衍全集 译著（上）》，第46页；郁达夫的日记中亦有贺川丰彦小说的阅读记录，见郁达夫《断篇日记五》，《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日记》，第255页。

[62]黄日葵曾与康白情等人到神户拜访贺川丰彦，见黄日葵《诗·赠贺川丰彦先生》，《少年中国》第3卷第6期，1922年1月。

[63]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64]《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郎宓榭、阿梅龙、顾有信编，赵兴胜等译，第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

[65][66]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复黄日葵兄一封长信》，《田汉全集·第十四卷 文论》，第185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8]尹相仁：《世纪末的漱石》，刘立善译，第27页，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69]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创造社资料（下）》，饶鸿兢等编，第613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70]郁达夫：《怎样叫做世纪末文学思潮？》，《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 文论（下）》，第211页。[71]亚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郭建玲译，《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60页，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72]关于“世纪病”的溯源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现，参见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第167-19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见蔡元培等著 陈平原导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第129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74]成仿吾：《秋的诗歌》，《创造周报》第21号，1923年9月。

[75]沫若：《文艺家的觉悟》，《洪水》第2卷第16期，1926年5月1日。

[76]田汉：《公演之前·替自己喊叫 替民众喊叫》，《申报》本埠增刊《南国之周》，1929年6月23日。

[77][85]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全集·第一卷 小说（上）》，第54页，第51页。

[78]李欧梵：《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79]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东方杂志》第22卷第4期，1925年2月25日。

[80]成仿吾：《灰色的鸟》，《流浪》，第20页，大光书局1936年版。

[81]田汉：《咖啡店之一夜》，《田汉全集》第1卷，第126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82]损：《<创造>给我的印象》，《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8期，1922年5月21日。

[83]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第12-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86]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 宋明炜等译，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7]诚然，俄国文学中的“零余者”形象深切地内在于西方宗教精神传统和哲学传统，因而与郁达夫等人的抒情方式有着本质区别，参见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第192页。

[88]郭沫若：《女神》，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89]彭小妍：《唯情与理性的辨证：五四的反启蒙》，第17-50页，联经出版公司2019年版。

[90]刘奎：《同声相应与情本革命论——以创造社“友军”袁家骅、顾绶昌、朱谦之等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3期。

[91]参见刘潇雨《阅读<沉沦>：一种“共情”机制的建立》，载《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晚清与民国卷·1872-1949）——国际青年学者专题学术论集》（第五册），第787-806页，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版。

[92]潘正文：《世界文学观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发展与演变》，《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3期。

[94]罗振亚：《旅日体验与前期创造社的激情书写》，《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编辑 | 莫伉誉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论文衡史”，感谢作者和公众号“论文衡史”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推荐阅读